尊敬的邱騰華局長，女士們，先生們：

　　很榮幸受到邀請，參加這次“低碳之城”氣候變化國際會議，以及聯袂而至的C40論壇和以“關注氣候、共創商機”為主題的國際環保博覽。我謹代表國家發展改革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對會議的召開和相關活動的舉辦表示熱烈的祝賀！

　　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一直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并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十一五”規劃提出了能源消耗強度下降20%的目標并且分解到省，目前，大部分省份已經完成任務。為了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低碳轉型，今年在5個省、2個直轄市和6個城市開展了試點，同時還有一些地區自主開展了低碳經濟試點。根據全國人大的要求，國務院已經授權有關部門著手起草《應對氣候變化法》。上個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不僅重申了中國已經對世界宣布的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還明確了一系列具體行動和政策措施。《建議》把氣候變化作為資源、環境、生態部分的第一條任務，引領節能減排等相關工作，第一次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建議》還強調了適應氣候變化能力建設，并針對近年來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和衍生災害加劇的趨勢，對水利建設和地質災害防治作出具體安排。

　　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挑戰，需要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基礎上，《巴厘行動計劃》授權進一步談判，《巴厘路線圖》確定了談判方式，即在公約下確定長期合作的行動，在議定書下確定發達國家的第二承諾期的減排指標。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達成了哥本哈根協議，就長期行動目標、資金、技術和行動透明度等問題達成政治共識。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為了換取發達國家落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的承諾，中國接受了對國內行動進行國際磋商與分析的條件，為形成哥本哈根協議做出了重大貢獻。為了推動談判按照巴厘路線圖規定的雙軌模式前進，中國于10月上旬在天津承辦了第4次談判工作組會議。通過今年的4次談判會議，兩個談判工作組在技術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各方希望坎昆會議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成果，至少在一些基本一致的問題上做出決定，為2011年南非會議最終完成巴厘行動計劃授權的談判任務奠定基礎。中國政府將一如既往地發揮積極建設性作用，與各方一道努力推動談判取得全面、平衡和有約束力的成果，進一步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

　　各位來賓，香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這次會議。會議將要討論的內容十分豐富，涉及到科學、政策、國際合作、技術創新和公眾意識等諸多領域，整個活動又采用了主題研討、案例分享、網絡比賽等不同的方式，顯示了組織者獨具匠心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受到會議主題的啟發，我就科學、責任、制度和創新四個要素談點看法。

　　科學研究對于認識和應對氣候變化起到十分獨特的重要作用。沒有IPCC的一系列科學結論及其依托的成千上萬科學家的工作成果，就不會有現在全球規模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同時，關于氣候變化的科學結論又是最飽受質疑的，特別是去年哥本哈根會議更是引發了一場廣泛的科學問題爭論，這在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應當說，個別科學家的不當行為不會影響IPCC科學結論的公信力，關鍵是要正確對待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問題。其實公約已經特別規定了預防原則，即，“當存在造成嚴重或不可逆轉的損害的威脅時，不應當以科學上沒有完全的確定性為理由推遲采取這類措施”。預防原則來源于環境憂患意識。事實上，自從人類第一次從太空看地球，關于地球家園的憂患情懷就不斷地傳播和加強。可以說，科學認識和責任感的共同作用，才催生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

　　今年以來，世界各地超乎尋常地發生了一系列的極端氣候事件，造成了極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人們應當從現實事例中進一步認識到氣候變化問題的危害性。根據不久前的報道，匯豐銀行今年8、9月間在15個國家和地區訪問了1.5萬人，結果表明新興經濟體對氣候變化的關注較其他地區領先，而氣候變化首次成為香港人最關注的問題。我們希望看到更多的發達國家和更多的富裕人群關注氣候變化問題。很簡單的道理，災害損失必定與財富集聚成正比。如果人們都認識到這一點，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就會大為改觀。

　　氣候變化國際制度的基石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事實上，在事關全球環境與發展問題的所有領域，都適用這條原則，這是1992年巴西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主要結論。但是在現實中，總有人企圖回避它，甚至有人在談判中直接說它是毒藥。不明白真相的人們還以為發展中國家以此阻礙談判進程。對此，我們當然可以引用公約的法律規定來辯解，但是，我們更可以用常理來作出分析。迄今為止的國際秩序，對發展中國家有太多的不公平。考慮到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如果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承擔共同的責任，那首先在道德上就是錯誤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理由不把饑餓、污染、疾病、教育等問題放在首位，這也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要求。而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發展中國家必須把適應氣候變化影響放在首位。中國長江流域以南地區的冬天是很難受的，各個年齡段人群的凍瘡都是很普遍的，隨著氣候變化的演變，情況會更糟糕，集中供暖正在成為一項十分合理的、或者相當必需的要求。盡管面臨增加能源消費的合理要求，中國仍然打算控制能源需求總量的增長，主要是控制高耗能工業的發展。相比之下，不少的發達國家仍在增加其能源消費。有的觀察家指出，既然中國的國內行動力度如此之大，為什么不在國際談判中作出更高的承諾？回答這樣的問題，就需要看到責任意識和國際制度是兩個層面的問題。在現實的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發達國家是先生，發展中國家是學生。先生可以說得多、做得少，學生不行。何況發展中國家的未來發展還有更大的不確定性。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在國際談判中必須保持與發展中國家一致的立場，必須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這最終是真正有利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行動的。

　　最后一點，應對氣候變化實踐行動的關鍵在于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低碳技術研發應用的關鍵在于市場信號的正確引導。中國決定建立國內碳排放交易體系，是因為我們看到它不僅符合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也被歐洲等地的成功實踐所證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在國際談判中贊成推行全世界的碳排放交易。這正是國際制度與國內行動的差異所在。

　　綜合起來，氣候變化既是一個復雜的科學問題，又是一個現實的挑戰，我們需要全面了解科學、責任、制度、創新各要素的作用，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關聯和差異，才能更有效地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

　　最后，祝愿本次會議和相關活動取得圓滿成功！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