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一屆氣候科學日上面對我們科學家團隊提供的公正客觀的信息時, 一名共和黨籍成員回應道：“你們有你們的科學家，我們有我們的。”這個一年一度的科學盛會為科學家與國會議員以及氣候科學工作人員搭建了橋梁，今年的第八屆氣候科學日向我們展示了從那個難忘的第一次會議以來發生的重大變化。在今年，來自同一黨派的成員在聽到這些評論時表現出不屑一顧; 討論也變得更具吸引力。

盡管如此，科學界對人為因素導致氣候變化的看法與許多立法者公開持有的觀點仍然存在很大的脫節。一些共和黨人面臨的基本挑戰是，他們在這個問題上不能過于偏袒其選民;這樣做是為了避免重蹈共和黨人Inglis在2010年參加選舉失敗的覆轍---許多人指出，他先發制人地提出關于氣候變化是他選舉失敗的主要原因。

立法者如何為他們的選民服務，才能在應對美國和世界所面臨的巨大挑戰的同時，又不會丟失他們在國會的席位?這里有一個很好的捷徑，但他們可以采取更多有建設性的措施。議員們可以更好地從科學上認知氣候變化以及了解他們的地區或州如何受到影響。這種探索可能包括由于氣候變化對地區/州所帶來的風險和潛在的費用，以及消除未來影響需要的費用。鑒于農業、旅游、國家安全、漁業、可保險性，極端氣候，基礎設施以及其他的潛在影響，每個代表或者議員可以在當地召集利益相關者和科學家們來舉辦社區會議討論風險和機遇。當選的領導人可以為地方政府官員提供支持，為氣候變化的影響做準備，并盡量減少有害影響。

自伽利略時代以來，科學與政治之間的斗爭愈演愈烈。被決策者主導的科學家必須有扎實的科學基礎;良好的政策制定必須遵循科學原理。國會委員會將科學家排除在主流的科研產業之外可以說是對美國人民的不負責任。科學家的培養、與氣候和測量有關的數據的廣泛性以及科學的復雜性使人們很難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極端的、毫無根據。美國人民理應得到更好的待遇。雖然科學家之間仍存在許多分歧，但嚴謹的論述反映了科學理論自信和氣候變化的風險。

自從2011年由共和黨眾議員Carlos Curbelo和Ted Deutsch提出解決氣候問題的核心理論(CSC)開始，政治的基礎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在去年由國會眾議員Chris Gibson(現已退休)和眾議員Elise Stefanik在大會上的提議，是共和黨在眾議院主導唯一關于“環境管理”解決氣候變化的決議。Gibson的提案獲得了16票，Stefanik是22票。

這一提議要追溯到第114屆國會，在這一屆國會上，CSC的成員用經濟可行的方法減少極端氣候帶來的風險，目前CSC組織已有68名成員，由來自不同黨派的相同人數組成。最重要的是，在這次討論中，第一百一十四屆國會小組的成員和吉普森議案的發起者似乎沒有在2016年的初選中受到這些氣候科學行動的譴責。

首次為成員或員工舉行的CSD會議的主旨發生了變化，由于他們意識到我們不會去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如何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CSD的與會者被要求去了解科學與政策之間的界限，并注意到領導人及其工作人員是政策方面的專家。一旦我們的意圖變得顯而易見，通常會進行認真的討論。我們得到的教訓是，科學家們作為優秀的聽眾可以實現更有效的參與，從而更好地理解在政策層面所面臨的政治挑戰。

許多科學家關于氣候變化會帶來風險的論述與立法者意見的觀點之間的脫節，這通常與政治、社會和經濟息息相關。認識到這一點，為持有認為人類不是氣候變化的主要驅動力的議員和代表們提供了有效的、建設性的選擇。對任何風險的否認都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