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構建可持續的影響力，亞投行應秉承中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發展理念，同時創新援助模式，推動中國和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推動國家“一帶一路”長期戰略的實施

亞投行的成立體現著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擔當和責任，其背后蘊藏著國家大戰略和重大歷史機遇。亞投行是否可以借鑒現有多邊金融機構的經驗和教訓成功構建可持續的機構影響力，最終建成一個“精干、廉潔、綠色”的多邊銀行，關乎這項戰略的成敗。

亞投行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活動時應該小心謹慎、有的放矢。從道理上講，為一個國家提供援助就要努力地尋找正確答案，而不是對發展問題做出表面化的回答。做出建議前，就需要有人對受援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民族等狀況有深入了解，同時也要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歷史規律有所掌握。亞投行應該重視各國不同的發展環境和初始條件，秉承實際的發展理念和清晰的業務模式，鼓勵并幫助各國積極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專注于提供“技術層面”問題的解決方案。

通過分析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基礎設施項目需要面對的挑戰，亞投行可以在方向、作用點和大小這三個要素上采取一些有針對性、創新性的措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構建較強的機構影響力。

面臨三大挑戰

眾所周知，基礎設施不足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基礎設施融資難的問題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廣泛存在。然而除了融資難，項目前期準備的深度和質量也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影響巨大。

在實踐中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開發準備表現有三大問題：一是數量少，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并未被開發成有投資價值的項目；二是質量差，很多項目缺乏經濟、財務、技術和環保等方面的嚴格評審，少數已經評審的也存在評審深度不足的問題；三是效率低，項目開發的前期準備工作缺乏系統性，準備周期過長。細究這些問題產生的機理，亞投行需要格外認真應對三大挑戰。

首先是宏觀政策風險。基礎設施項目初始投資一般都比較大，需要后期有長期穩定的現金流來保障投資回收。后期現金流的來源不外兩大類：一是來自用戶付費，二是來自政府或公共部門的財務支持。而這兩類（特別是后者）都可能受到項目所在國政治周期變換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投資者都天然地傾向于規避風險，自然也希望項目所在國的有關政策保持穩定。為了促進基礎設施投資，發展中國家要用適當的方式對外界展現其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長期“意愿”，比方說制定并公開其基礎設施發展規劃。

其次是能力欠缺。和政策風險比，發展中國家在項目開發時的能力欠缺問題更為突出，這表現在前期的項目規劃、項目準備到后期的實施等各個階段。具體表現為兩大類：一是政府部門缺乏發展規劃能力。雖然知道各領域的基礎設施缺口巨大，但在如何將“缺口”轉變成系統的“發展規劃”上知之不多。二是項目實施能力有限。即使確定了一些項目概念，往往也很難將這些概念開發至“具備融資條件”的階段。而“具備融資條件”則是一個項目可以吸引股權投資者和銀行貸款的先決條件。因為缺乏系統規劃的能力，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項目開發上都是被動的“一事一議”，這不僅可能給后續的項目實施帶來額外困難，也會造成不同項目之間缺乏銜接、互相干擾的問題。

再者是項目準備資金缺乏。發展中國家用于項目開發準備的資金嚴重不足。傳統上，可用于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項目準備的資金來源有政府預算資金、開發商的風險投資、多邊機構的主權擔保貸款和信用支持、各種捐贈，等等。研究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項目準備成本一般要占總投資的5%～10%。也就是說，如果在2010～2020年間亞太地區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80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那么用于項目準備的資金每年就應該在400億～800億美元的范圍內。為了彌補項目準備資金的缺口，本世紀以來在不少國際合作框架內都設立了新的融資機制來支持項目準備。例如，世界銀行的項目準備預付款機制。然而，就總量來說，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需求太大，現有可用于項目準備的資源仍是“杯水車薪”。

注重“授人以漁”

為了構建可持續的影響力，亞投行應秉承中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發展理念，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提供精心設計的、有針對性的資金和能力建設支持。

提早介入，提供規劃支持，幫助“筑巢引鳳”。

在未來運營中，亞投行不僅可以提供融資支持，還可以以技術援助方式對成員國的行業發展規劃予以支持。作用可能有三：首先，行業發展規劃不僅會指明未來一段時間的投資方向，也同時會提出一系列項目概念。一個嚴格論證的行業規劃可以向外界表明該國對某個行業長期發展的基本態度，也可以向潛在的投資者提供有益的投資方向指南，幫助成員國吸引外部投資。和現有機構偏向于政策干預的做法相比，行業規劃有很強的技術性，不容易陷入項目所在國各方政治利益的紛爭，也容易為各方所接受。

其次，通過支持行業規劃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需求，促進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一帶一路”是國家的長期戰略，此戰略的成敗有可能影響國運興衰。此戰略的重要性要求我們要穩住步伐、有的放矢。不了解沿線國家的需求，貿然提出的項目未必會受到這些國家的歡迎，也未必能夠順利推進。這方面的教訓不少。而現有機構在貸款模式上有“行業貸款”的品種，在提供技術援助時也有幫助受援國做行業規劃的先例，但總體而言不成體系。我們應該善用亞投行多邊金融機構的有利地位，把現有模式稍加剪裁，使之更加系統化并賦予其更強的柔性，服務于國家“一帶一路”的長期戰略。

再次，通過支持行業規劃來促進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深度交流，滲入中國的發展理念和經驗，共享華夏文明的精神成果。同時鼓勵各國根據自身稟賦特點，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

從具體操作來看，應注重“授人以漁”，支持能力建設。

在對外合作中，要針對發展中國家需要，注重授人以漁，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科學的行業規劃需要全面地了解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現狀（數量和條件）、估計未來需求、計算潛在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做好這些工作需要技術、經濟、財務、環境、法律等各方面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而這些恰恰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

亞投行在未來可以開展有針對性的能力建設活動——比如：為政府官員提供基礎設施規劃方面的培訓，為項目開發商提供項目準備和實施的培訓等等。研究表明：在基礎設施項目設計和實施中，使用好的、成功的做法常常可以節約30%～40%的項目成本。亞投行可以發揮發展經驗共享平臺的作用，促進不同國家間發展經驗的共享和成功做法的傳播。

創新援助模式

為了構建可持續的影響力，亞投行還要創新援助模式，把有限的資源作為發展的催化劑，推動中國和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推動國家“一帶一路”長期戰略的實施。

業務規模大小是一家金融機構是否有影響力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雖然業務規模大并不直接表明其影響力也大，但如果沒有一定的業務規模作為支撐，其影響力也肯定有限。為了構建可持續的機構影響力，亞投行需要創新性地使用其有限的資源，開發并維持一定的業務規模。

同現有多邊機構比，亞投行近期擁有的贈款資源可能有限。這不僅是因為亞投行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股東結構，還由于當前波詭云譎的國際政經形勢。展望未來，很多因素，比如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烏克蘭的地緣政治沖突、愈演愈烈的敘利亞問題、歐洲難民問題以及反恐行動，都可能會影響歐洲國家為亞投行提供贈款的政治意愿和預算能力。

亞投行可以考慮用循環基金的方式支持項目的準備——成功實施的項目在財務結算后或約定期限內返還支持的項目準備金。假定項目的準備費用占總投資的7%，并且項目準備的成功率是60%。例如，1億美元的贈款，如果直接用于項目的開發成本，會很快被消耗掉，在理想情況下只能帶動大約8.5億美元的項目投資。然而，如果使用循環基金模式，最終有可能推動42億美元的投資。因此，循環基金模式乘數效應巨大，優勢明顯，值得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