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案庭審甫定，中石油窩案迅即拉開了序幕：國務院國資委主任、中石油前董事長蔣潔敏，中央候補委員、中石油副總經理王永春，剛剛升任中石油副總經理的李華林以及旗下上市公司兩高管冉新權、王道富，接連落馬。盡管自去年起就有所傳聞，但火山爆發之時依然熱力十足。

筆者以為，相較此案背后的政治八卦，更值得反思的是幾乎陷入停頓的國企改革。須知，在即將到來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議程中，最缺乏社會共識的當數國企改革。

反思中石油案，首先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現實：央企貪腐者不止是這五人，有問題的也不僅是中石油。就拿中石化來說，先是董事長陳同海貪腐近2億元，且生活奢靡、日均銷金4萬元；繼而爆出1200萬的天價吊燈（后澄清為156萬）；然后中石化廣東分公司被曬出百萬元的茅臺采購發票……過去十年，金融央企、電信央企高層貪腐案層出不窮。面對如此沉痛的現實，如果我們還是將問題一味歸咎于個人的道德問題，那顯然是掩耳盜鈴。

央企為何頻傳警訊？

其一，腐敗是壟斷的孿生姐妹。在石油、電信、電力、煙草等行業，央企擁有明顯的壟斷地位。壟斷是最霸道的商業模式，也是央企高利潤的主因。一旦失去競爭壓力、輕輕松松就能賺錢，企業管理層就難免“耽于安樂”。一名外資基金經理說，“我走訪過全球主要的石油公司，但中石油總部之奢華令我咋舌。”

其二，內部人控制。央企名義上是全民所有者，但全民無法行使股東權力。即便國資委受權管理央企股份，但國資委依然不是人格化的股東，國資委的官員不可能像關心自己的財產一樣關心國有資產。因此，股東的虛化，導致國企存在嚴重的內部人控制（insiders control）。 這一點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學界討論中已經形成共識，也為90年代后期的央企改革奠定了認知基礎。一旦形成內部人控制，就會出現高福利、高在職消費、跑冒滴漏、亂投資的局面。央企占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福利收入卻占50%以上。作為股東的“全民”，不僅不能享受股東權益，反受其害：要為央企壟斷埋單，承受更高的油價、電價、通信費等。

其三，政企不分。企業管理也是一種職業，需要相當的技能、經驗甚至天份。企業管理者一般有兩類：企業家/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但在現行央企體制下，央企高管保留了“行政級別”，由組織部門任免，本質上是“在企業任職的官員”。優秀的官員未必能成為優秀的管理者，因為兩者要求的技能和風格迥然不同。據稱蔣潔敏曾放言“活著要進政治局，死了要入八寶山。”在行政權力主導央企人事的大背景下，出現這樣的想法并非不可理解。一旦央企高管呈現這樣的心態，不僅難以安心為企業創造價值，反而可能把企業作為自己貪腐和買官的階梯。在這種體制下，少數真正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卻可能因為與體制“不兼容”而遭厄運，紅塔集團的褚時健、健力寶的李經緯都是悲劇英雄。

吳敬璉教授回憶說，“大概從1998年開始，我就提出了權貴資本主義問題。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點，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換，如果上面始終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強勢政府強化到主導經濟資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場經濟，而叫權貴資本主義了”。從目前的現實情況來看，筆者擔憂，央企已經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溫床。我們必須警惕。

由此出發，國企下一步改革的關鍵點在于：

1．打破行政壟斷，實現央企與民企的公平競爭，這將為經濟增長釋放新的制度空間。這是國企改革的突破口：一旦民企被允許進入國企壟斷的領域，就可以產生效率的改進并刺激創新。李克強總理上任后，提出要允許民辦銀行，顯示出打破行政壟斷的決心。

2．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早在1946年榮德生就給國民政府寫信說：“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只須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國企涉足競爭性領域，只能導致“與民爭利”。1997年中共十五大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的決定，提出實現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遺憾的是，近年來反倒出現了“國進民退”、國企頻繁涉足房地產等競爭性領域的現象。對此，國務院應進行清晰的“頂層設計”，明確哪些行業屬于“非競爭性領域”（采取類似負面清單管理的策略），其他領域國企必須退出。對不退出的，必須進行懲罰，確保政策的威嚴。

3．政企分開。把“黨管干部”原則推廣到國企領域，是邏輯上的錯誤，因為國企高管不是干部，而是企業家/經理人。回顧中央決議，政企分開始終是一個明確的要求。但在實踐中，“黨管干部”使得政企分開有名無實。這一改革難度最大，但也最優根本性意義。

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次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對壟斷行業要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繼續推進和完善電信、電力、民航等行業的改革重組。加快推進鐵道、郵政和城市公用事業等改革，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

現在回頭來看，中央決議的要求并沒有得到認真的落實。究其原因，一是央企壟斷利潤大大減輕了改革壓力，繼續改革的動力不足；二是央企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團，演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創新社會的毒瘤。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即，而國企改革如何深化依然存在明顯分歧，甚至有人提出“國企已是效率影響力代名詞”，為拖延國企改革制造借口。我們必須警醒：國企改革，關乎反腐，關乎創新，關乎公平競爭，是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必要條件。正如陳清泰先生所言，“所有制在中國是更加敏感的問題，每前進一步幾乎都伴隨一場爭論。此前所有制改革紅利已釋放殆盡：國進民退爭論此起彼伏，民企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感到迷盲，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轉移財產規模日益加大，而很多國有企業對政府過多干預倍感無奈，呼吁讓企業回歸本位。”

如果說國企改革需要猛擊一掌才能前行的話，中石油窩案就是一記重拳。新一屆領導應抓住十八屆三中全會這一改革窗口，實現國企改革在觀念和體制上的突破，讓央企體制悲劇止于中石油。

（作者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華東師范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