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的特點
2018年全球經濟增長呈現兩個主要特點：增長強勁，范圍廣泛。今年全球增速預計可達3.9%，遠高于過去5年3.5%的平均增速， 這也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首次出現的廣泛而強勁的增長。美國、歐元區和中國去年增長都超過預期，今明兩年增長勢頭預計可以持續。IMF在今年4月的最新預測中，將美國2018年增速上調0.6個百分點至2.9%。歐元區上調0.5個百分點至2.4%，中國上調0.1個百分點至6.6%。得益于貿易和投資的持續增長，其他主要新興市場，俄羅斯、印度、巴西、墨西哥等2018年的經濟表現也好于之前的預測。
然而，強勁的近期增長背后是嚴峻的中長期形勢，全球經濟面臨的重重挑戰不容樂觀，政策制定者需要未雨綢繆。目前全球各種不確定因素大幅增加——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不斷升高的債務負擔和不確定的地緣政治風險等。另外，發達經濟體央行推進貨幣政策正常化會導致利率上升，金融條件收緊，償債負擔加劇。
如何在各種不確定因素增加的情況下維持經濟增長勢頭?在人口老齡化，一些經濟體勞動力參與率下降、生產率增長乏力，新科技和金融挑戰不斷涌現的背景下，如何促進可持續、包容性經濟增長以造福于所有人?可以從以下四方面進行政策考慮：
促進國際合作 防止保護主義
近期來，國際貿易局勢惡化，保護主義情緒抬頭。美國為了減少與其貿易伙伴的逆差，試圖使用提高關稅這一手段來減少進口，改善長期貿易逆差狀況。在全球價值鏈快速發展、國際貿易已經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現代社會，我們如何理解和看待貿易逆差?政策上又該如何應對?
歷史上直至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貿易保護主義此起彼伏。1930年，美國為應對深重的經濟危機而推出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大幅度提高關稅，引發加拿大、英國、德國等紛紛加入到報復行列，最終導致全球關稅大戰。雖然經濟學家們意見不完全一致，但是他們普遍認為斯穆特-霍利關稅不僅加劇了大蕭條，甚至可能是導致大蕭條的主要誘因。歷史表明貿易保護主義不會帶來經濟繁榮。
事實上對外貿易平衡狀況是一國經濟基本面和發展階段的反映。貿易逆差出現的原因是一國的支出超過了其收入，它可能代表一國處在發展、上升階段，進口需求較高。在這種情況下，貿易逆差往往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角色，并不是壞事。它相當于從國外獲得長期融資，從而最終有助于提高國民收入和財富。相反，如果一國收入超過其支出，比如面臨人口老齡化國民儲蓄率提高時，或者增長放緩、進口需求不高時，就有可能貿易順差。當然，貿易逆差也有可能是一國成本升高或者生產率相對下降而導致競爭力和出口能力減弱。
任何一個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都有可能出現各種內部或外部失衡，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貿易收支也是不同經濟體之間勞動力分工、包括全球價值鏈的發展結果。比如，組裝智能手機的國家相對于制造零部件的國家往往會出現雙邊貿易逆差，而相對于購買成品設備的國家則往往會出現貿易順差。貿易不僅僅是從一個國家運到另一個國家的貨物。比如，一國貿易盈余往往會回流美國，購買美國企業和政府發行的債券。因而，自由貿易有助于降低美國投資者和消費者的成本，進而促進經濟發展。
實施貿易保護或限制進口措施會損及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消費者。協調國際貿易摩擦需要多邊協調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對于國家而言，對內應繼續推進結構性改革，并在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為因貿易或技術進步而轉崗的人們提供幫助，擴大培訓以便工人提高自身技能并轉投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等。對外則應繼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警惕債務負擔 建立政策緩沖
IMF最新數據表明，歷經近十年寬松的金融環境之后，全球公共和私人債務上升到了歷史最高水平——164萬億美元，比2007年的水平高40%。是全球GDP的兩倍多。其中私人部門債務占債務總量的三分之二。不僅發達經濟體的公共債務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新興市場2016年債務已經接近2007年水平的3倍，而中國2016年債務是2007年的5倍。許多低收入國家可能將會面臨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
然而，全球債務總額仍呈上升趨勢。高債務負擔導致政府、私人部門和居民更容易受到全球金融狀況變化的沖擊。比如，一旦經濟衰退，利率上漲或經濟遭受其他沖擊，私人部門償債壓力升高。企業、個人等會削減開支。債務壓力過大的甚至可能違約，從而進一步加劇經濟衰退。債務高企也意味著政府需要將更多資金用作償債，或者增加稅收，或者擠占其他方面的支出，不利于經濟長期發展。
受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加息縮表、貨幣政策正常化過程的影響，國際融資環境可能改變，比如美元利率上升和匯率堅挺。國際資本市場利率升高會直接加重債務負擔，而國際資本流動逆轉、新興市場國際資本外流則可能會引發融資困難或展期風險升高。如果這些國家及時采取應對和防范措施，則可以減少國際融資環境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為此，財政、貨幣政策組合應當尋求一種穩健的、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途徑，包括在穩定通脹率的同時，開拓財政空間，減少政府赤字，建立財政緩沖，鞏固財政框架，提高支出效率和改善稅制等。金融政策可以側重于健全金融監管，提高防范、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建立一個穩健的金融體系。總的來說，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也有助借款人在收入增加的同時穩步降低債務。
最近國際上一項研究顯示，經濟危機過后，具備足夠政策緩沖的國家產出下降幅度低于1%，而無緩沖的國家下降幅度接近10%。目前來看，許多國家財政結構仍有空間可以改善調整，使之更有利于增長。比如，減少低效能源補貼并改善社會福利，或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基礎設施不僅有助于提高短期需求，也可支持中長期持續增長，關鍵是如何使有限的公共資源產生最大的效用，并以此帶動私人企業投資。另外還可以通過采取更有針對性的稅收激勵來鼓勵私人企業研發投資。IMF估計，私人企業研發投資上升40%，可以帶動未來二十年發達經濟體GDP5%的增長。
發揮科技潛力 促進技術創新
數字革命帶來的各種技術創新迅速改變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通訊、制造業，金融業等，給未來發展帶來廣闊的前景，但也給經濟轉型帶來重大挑戰。
加密資產和區塊鏈在內的金融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有許多潛在的好處，同時也帶來了新的風險，包括金融穩定風險以及對金融監管的挑戰。金融科技將如何改變傳統的金融系統?銀行是否會被支持點對點交易的區塊鏈系統取代?目前還不得而知。目前來看，加密資產的規模相對很小，與金融體系其他部門的聯系有限，因此引發金融穩定風險也很有限。即便如此，監管機構仍應保持警惕。如果加密資產進一步發展，融入主流金融產品，就有可能放大高杠桿交易的風險。如果加密資產大范圍流行而削弱了法定貨幣的作用，傳統金融機構的業務模式將面臨挑戰，中央銀行最后貸款人的職能可能難以履行。
加密資產不分國界，它不僅會給一國宏觀經濟帶來影響，更會對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穩定帶來挑戰。因此，國際合作至關重要。IMF在不斷研究金融科技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幫助成員國應對快速變化的環境。國際監管框架必須與快速發展變化的金融科技格局保持同步以阻止新的風險出現，同時發揮金融科技的潛能。
近年來數字技術的高速發展不僅方便了人們的生活，也大大推動了金融業的包容發展，使更多的人擁有了銀行賬戶，有機會使用現代化的金融服務。手機銀行、網絡銀行等金融創新，不僅便利了支付，也促進了金融深化，有利于金融體系穩定發展。對于低收入者，政府甚至可以將補貼和福利款項直接付至公民的銀行賬戶中，政府部門也可以通過更加完善的電子注冊系統，彌補稅收漏洞，提高稅收效率。最近一項研究估計，每年全球有將近20%的公共財政收入，約5萬億美元，因稅收體系漏洞而不知其蹤。
從長遠來看，生產力是經濟發展的總動力。然而，根據IMF研究發現，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在2008年危機之前已經開始放緩，危機發生后更進一步下降，在新興市場國家尤為明顯，從危機前的2.5%年增長率降到目前的0.8%。從2008年開始，發達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非常低，甚至出現負增長。那么，如何推動生產力持續發展?經濟的未來取決于傳播新知識、開發新技術。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各國共享的增長，技術的跨境傳播是核心所在。
全球化通過兩種方式加強了知識、技術的跨境傳播。首先，全球化使各國能夠更容易地獲得國外知識。其次，全球化能增強國際競爭，包括新興市場企業崛起帶來的競爭，這使企業有更大的動力創新和采用國外技術。技術的跨境傳播對新興市場的積極影響尤為顯著。IMF研究顯示，2004–2014年，新興市場經濟體利用現有的國外技術，每年可能創造了約0.7個百分點的勞動力生產率增長，這相當于2004–2014年平均生產率增長的40%。
發展服務行業 促進包容增長
收入不平等程度升高可以說是科技大幅進步的一個負產品。盡管過去幾年里一些國家收入不平等狀況有所緩和，但總體不平等水平仍然很高。在主要發達經濟體，收入最頂層10%的人群在過去二十年中收入增長了約40%，而底層10%的人群其收入增長幅度甚微。與此同時，在今后幾年中40多個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人均GDP增長預計將慢于發達經濟體，可能會拉大這些國家與發達世界之間的收入差距。IMF研究發現，過高的收入不平等不僅無益于可持續增長，更可能削弱社會凝聚力，影響經濟長期穩定發展。
科技的高速發展減少了制造業的就業崗位，許多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繞過了制造業部門，從農業直接轉向服務業。人們擔心制造業的縮小將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放緩以及中低技能工作的短缺，從而加劇不平等狀況。人們也擔心服務業的生產率低下，這樣的結構變化會使得發展中國家生產率始終徘徊在低水平，難以趕上發達經濟體收入水平。
然而，結構轉型是經濟發展到達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結果。從全球來看，服務業占GDP比重大約三分之二，美國服務業占其GDP約80%，中國50%多，說明中國的服務業發展潛力很大，包括金融、通信、醫療衛生等行業都有很大發展空間。IMF最新研究顯示，以運輸、通信和金融、商業等為代表的一些服務業部門能夠達到制造業的生產率水平，且不會低于后者。同時，這些行業的發展也有利于吸收從制造業領域釋放出來的閑置勞動力，進一步開拓經濟持續增長的新源泉。
釋放服務業潛能需要政府通過政策措施減少進入這些行業的壁壘，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并在培訓新技能等方面進行更多的公共投資。同時，制造業勞動崗位的消失對某些勞動者群體會產生消極影響。為了促進包容性的增長，對下崗工人進行技能再培訓非常重要。對一些接近退休年齡的工人可以考慮加強社會福利措施或制定有針對性的再分配政策等。
(林建海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秘書長，劉菲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