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背后的因素包括2011年3月東京電力公司(TEPCO)福島第一核電站三重核心崩潰后加強安全標準導致建筑成本膨脹，以及全球反核情緒日益增強。

沒有別的可以說，但出口項目實際上已經失敗了。盡管對核電廠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總理辦公室和經濟，貿易和工業部必須承擔繼續促進這些出口的責任。

“我們真的已經達到極限，”日立董事長Hiroaki Nakanishi最近談到該公司在英國的核電站建設計劃。該聲明來自日本商業聯合會(Keidanren)的常規新聞發布會，表明繼續該項目是不可行的。

日立與日本政府密切合作，推進英國項目。該公司將通過當地子公司在英國中西部建造兩座核動力反應堆，并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上半期開始運營這些設施。

但是，由于安全措施成本的增加，該項目的總估計成本從最初的2萬億日元飆升至3萬億日元。日立希望分配金融風險，尋求主要電力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資，但由于該項目的盈利能力下降，談判遇到了障礙。

為了早期獲得利潤，日立要求英國政府提高工廠產生的電價，保證提前購買。由于國家計劃退出歐盟，英國政治領域出現混亂，這種安排也陷入困境。如果該項目被取消，擁有當地子公司股權的日立將損失約3000億日元。

土耳其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從安倍總理和土耳其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之間的密切關系開始，出口核電廠的計劃也擱淺了。

根據最初的計劃，三菱重工和其他企業將在土耳其沿黑海沿岸建造四座中型反應堆，估計總成本為2.1萬億日元。這一數額增加了一倍多，達到5萬億日元，部分原因是抗震措施的成本估算增加。這一發展現在要求日本和土耳其政府為該項目提供額外的財政支持，但雙方顯然未能達成協議。

安倍政府將核電廠的出口作為其經濟“增長戰略”的主要內容，并由貿易部編制項目的舉措。該部認為核能發電是發電的主要來源之一，始終保護和促進核電工業。

然而，在2011年福島核災難之后，日本國內建設此類工廠變得困難，該部門希望通過出口以及相關技術和人力資源向下一代的轉移來維持核電工業的規模。但這忽視了自災難以來國際趨勢發生轉變的事實。

隨著對安全措施的關注日益增加，核電廠的建設成本呈指數級增長，而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隨著其使用的迅速擴大而變得更加便宜。因此，核動力堆的相對價格競爭力下降; 它不再被稱為“廉價的能源”。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數據，2017年新核電站建設的全球投資下降到去年的30%。全球政策正逐漸遠離核電站，轉而傾向于可再生能源。

未能反映這一趨勢導致東芝公司遭受巨大損失，該公司在美國貿易部的支持下收購了西屋電氣公司，以尋求其在美國陷入困境的核電項目。

2012年，立陶宛全國公投投票決定建造日立核電站項目，然后在2016年，越南制定了類似的建設計劃。同年，日本與印度簽署了一項核合作協議，關注核電廠的出口，盡管擔心核材料在“核不擴散條約”之外向核武器國家擴散。盡管如此，出口計劃尚未實現。很明顯，核電廠的出口已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已經落后了。

正是日本引發了世界上最嚴重的核事故之一，現在正在努力使損壞的反應堆退役，這個過程需要數十年才能完成。日本的許多人對政府將核電廠出口作為國家增長戰略的支柱持有根深蒂固的感情。

作為回應，政府簡單地說這些項目是合理的，他們表示，他們將通過提供廉價的電力來源來支持經濟增長，從而為電力需求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做出貢獻。然而，不斷上升的建筑成本使得這種解釋沒有實際意義。

日本仍有許多核電站運行，老廠的退役將很快全面展開。最新技術和熟練的專家對于成功完成這些項目至關重要。

然而，繼續關注核電出口將導致日本無處可去。政府應該重新審視全球趨勢，并審查其核電政策的基礎，以盡快擺脫日本的核電。